应该说，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规律的，老龄化也是不可逆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降低社会流动性的效果也难免。

其中温铁军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主张被认为暗含着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全盘否定。这让人难免联想到东亚发展型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差别和比较。

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这一持续了两年的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看来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平台监管正在回归平和稳健的常态化模式。权力的上述特点会压制市场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发挥，也会平台的创新和扩张。但是，正如东亚经济危机所表明的，一旦高增长难以为继，特别是危机爆发并导致高增长戛然而止时，这一模式的弊病就会大曝于天下，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愤怒也会如火山般爆发，推动政企关系的大转型和重构。平台的疯狂扩张和并购、肆无忌惮的市场霸凌和各种违规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超级平台也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不是可以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而是处在法律和监管者打造的秩序铁笼中。

●以放松监管为导向的放管服改革。从正面来看，贪婪往往与企业家精神，即与技术、产品、商业和组织的各种创新活动及敢冒风险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市场和竞争的效率联系在一起。对任何国家而言，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绝非易事，关键是要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主性，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另一方面，使政策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亟需提出新的思路和举措。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扬。

我国经济体量大、潜力足、韧性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

我们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只要我们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就能够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分析。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没有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而封闭、独立地实现经济现代化。只有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同时，加入全球分工也并不意味着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反复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可以说就是对这一精神和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将会使我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更加畅通，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总结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经济韧性既体现为经济体承受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也体现为经济体适应变化和不断变革的能力。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能够以我为主、因时而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就不会改变但网络安全问题也成为一种巨大风险，一旦互联网瘫痪或崩溃，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都市圈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政府文件时间更迟一些，在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通勤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在疫情影响下，各种实体产业，尤其是酒店、餐饮、旅游、休闲、娱乐、零售等服务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业态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居家办公和上网课似乎也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还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了城市规模分布差异，导致城市层级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实际上，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趋势加快的情况下，城市流入人口将会受到重大影响，而城市流入人口是城市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工业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而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四）城市发展中的市场和政府双驱动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来看，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市场机制的驱动。

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也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0.46的主要影响因素。汉德森（J.V.Henderson）认为，最优城市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的比较，当城市扩张产生的城市病（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环境恶化、资源承载过量等）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收益时，城市人口的扩展就是不经济的。

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从10.10亿人的峰值下降到9.68亿人，减少了4200万人，7年间年均减少约600万人。从2000年到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提高到49.7%，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城市的社会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居家养老仍然是主流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但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增多，将会出现对康养结合的养老机构的巨大需求。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服务业种类很多，相当一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工业。

一个是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度。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主要是城市的包容性问题和社会活力问题，而且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 迄今为止，关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并无定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四）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其初衷是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保障短缺情况下的城市粮食供给，并通过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维护社会稳定，但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逐步形成了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一整套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面对的特殊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8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进入 李培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镇化 。1990—2020年的30年间，我国市辖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6个增加到20个。1950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1.8%，但30年后的1980年，快速上升到64.0%，年均增长0.74个百分点，接近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而到1997年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7.7%。新冠疫情防控带来的物理空间隔离，大大增加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

网络微信群似乎也替代社交圈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交往方式。（五）城市中的巨大流动人口 城镇化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但巨大流动人口的出现，却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也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1978年到1990年，城镇化率从17.0%提高到26.4%，年均增长0.78个百分点。

中国为解决这些城市病的老难题也采取了各种特殊举措，例如为了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实行了严格的、大规模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使用减碳措施，包括关闭众多碳高排放企业、投放巨额财政补贴实行生活取暖煤改电煤改气等。在疫情发生的城市，这对保持社会距离有了更严格的要求。